长征胜利80周年手抄报素材

“八一”前夕，一封热情洋溢的慰问信被上海市双拥办、市老干部局、市拥军优属基金会的工作人员送到在沪安养晚年的红军老战士手中。80年过去，硝烟淡去，漫天血雨已散，当年金戈铁马的战士们正在安享晚年。但漫长的时光也无法消磨他们的斗志，说起往事，他们依然精神矍铄，眼神中闪动着坚毅。

洪明贵：跟党走是我一生的信仰

有些老旧的家具摆设，四壁贴着单位、友人赠送的书法字画以及旧时的照片，洪明贵的家就如同他本人一般简单朴素。

1931年，儿童团团长洪明贵加入中国工农红军，1934年随红25军开始长征，这支队伍就是军史上著名的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。由于身体瘦弱、力气小，他被分配到卫生队成了一名小看护。“这80年来，副军长徐海东和政委吴焕先是最让我难忘的，也是影响我一生的英雄人物。”说话间，老人的目光仿佛穿透了历史的尘埃，回到当年金戈铁马的战场。

1934年11月16日，红25军3000多名将士在吴焕先、徐海东等的率领下从鄂豫皖苏区根据地出发，踏上长征之路。当红25军行至陕南庾家河时，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。等到排哨发现敌人部队时，已无法阻止其进攻，全军立刻投入战斗。徐海东副军长亲临一线指挥，一颗子弹穿入他的脑中，被抬了下来。“程子华军长的两只手都被炸烂了，鲜血淋漓。我们在看护他的时候心疼得直掉眼泪。”

说到这里，老人显得有些激动：“看着军长、政委一个个奋不顾身地冲上前线，我更加坚定了跟党走的革命信仰。”1936年，年仅18岁的洪明贵成为一名党员。

宋云鹤：始终惦念长眠草地的战友

95岁的宋云鹤两鬓斑白，戴着一副眼镜，坚毅的面容，依稀可见当年戎马倥偬。

宋云鹤祖籍四川旺苍县，1933年1月，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地区来到他的家乡，开辟了川陕甘革命根据地，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和赤卫队、少先队、儿童团。“我家祖辈都是受苦人。”宋云鹤12岁参加儿童团，大哥参加红军后在一次战斗中牺牲。第二年，蒋发动“围剿”，红色政权遭到破坏，宋云鹤告别父母参加红军。

“红小鬼”宋云鹤跟着部队打了许多艰苦的战役，过了两次草地。“在最艰难的时候，大家只有一个信念：那就是一定要生存下去、要活着走出草地!”茫茫草地上根本没有吃的东西，只能找到一些灰灰菜和小蒜头充饥，一些战友终于支持不住、倒在草地上或陷进泥潭里，再也没有起来。“重返草地时，每走不远就有一具红军战士的遗体。那都是第一次过草地时牺牲的战士，全保持着当初的样子。”80年过去了，宋云鹤心里始终惦记着那些长眠于草地的战友们。

“历史不能忘，革命传统不能丢。”见到年轻人，宋云鹤仍会嘱托年轻一代要把国家建设好，不负当年牺牲在革命征途中的红军烈士。

苏力：参加长征那年，她才7岁

苏力是上海健在的老红军中年龄最小的一位。在她饱经风霜的脸上，仍能看出额头上有道疤，那是童年在地主家当丫头时被刀砍的。苏力1927年1月生于四川省青川县一户贫农家庭，父亲早逝，母亲将她卖给地主家，因年纪太小常出差错，苏力常被打得皮开肉绽。

7岁那年，苏力家乡来了红军，地主躲进了山里。“我也不懂什么革命道理，心想参加红军总比待在地主家强，至少有口饭吃。就横下一条心，投奔了红军。”苏力找到红军被服厂，却因为年纪太小被拒。几次软磨硬泡才被留下。“参军之后，再没有了地主婆那凶神恶煞的目光和毒打，大家都把我当作自己家小妹妹。”

1935年初，苏力跟着部队开始长征。她至今记得，当时每个战士只有一袋青稞、一袋炒面，年长些的红军帮她背袋子。过草地前，战友们顾虑她太小走不动，想让她回家。苏力急哭了，“我回去要被打死的。”苏力的倔劲感动了战友，让她留了下来。苏力心里最担心的就是掉队。因为一掉队，就会饿死。“有一次我走得没了力气，差点就掉队了，是一个大哥哥背着我赶上了队伍。”

过了草地，苏力和部队来到了阿坝，休整了一个月，部队开始爬雪山。雪山天气非常恶劣，不是刮大风，就是下雹子。“粮食很少，有人挖野草野菜，有人拿皮带烧糊了再放水里煮，再一人倒一点点青稞在锅里，搅一搅，一人一碗。”“有些战友自己饿了，舍不得吃干粮，让给那些身体虚弱的人吃，可是自己却在睡梦中去世了。”

到延安后，苏力跟着西北战区的服务团去前方抗战。她学过护士，也做过公安干警，1949年随四野南下井冈山地区，1960年，又随丈夫到了上海。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，“长征精神”始终鼓舞着苏力，“那样的困境都熬过来了，其他的都不在话下。”

胡守富：贺老总烟斗敲头的红小鬼

1931年8月，贺龙率领红3军来到湖北省沔阳县，13岁的洪湖赤卫队儿童团团员胡守富报名参军。“第一次部队说我年龄小，不收，给了几块钱让我回家。”胡守富感到委屈。后来，他听说一个年龄比他还小的人参加了红军，于是又跑到部队去。“这次惊动了贺老总，他亲自批准我参军。”一年后，表现出色的胡守富被选为红3军警卫营通信员，不久又担任通信班长、排长，几乎天天与贺龙、关向应等军部领导在一起。“贺老总一高兴，就用烟斗敲我的头。”胡守富比划了一下敲脑袋的动作，显得非常开心。

中央红军长征后，蒋调集30万兵力，围攻湘鄂川黔苏区。胡守富所在的2军团6师在溆浦城与反动派军遭遇。战斗中，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左大腿。胡守富说：“有人打算把我寄放在老乡家中。贺老总说，这个小鬼不能留下，要抬走。”

在之后的转战中，胡守富大部分时间都躺在担架上。“有一位抬我的战士牺牲了，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。”年近百岁的老人有些哽咽。过草地时，6师担任后卫。“牛皮斗篷，皮带，前面部队啃光的牛羊骨头、野菜，凡是能吃的东西全部吃光了。随我们师行军的军团政委关向应都饿晕了。”胡守富回忆，为了给关向应补充营养，贺龙不知从哪里钓到几条小鱼，“他把鱼做成汤，让警卫班送了过来，自己却一口都舍不得吃，嚼了3天的牛皮。”

赵戈：不能穿了皮鞋，忘了草鞋

1934年至1936年，正当红军主力在长征时，留在城市和部分根据地的战士们仍在不屈不挠地斗争。赵戈就是其中一位。

1935年“一二·九”运动爆发时，年仅15岁的赵戈在上海救国会的安排下，组织了约一百多人参与游行。“救国会领导人是‘七君子’之一的沙千里，而我是救国会的一个小组长。”赵戈清楚记得，游行的高潮发生在12月24日。“那天早上9点，我们在大陆商场门口集合，朝南京路前进。我父亲负责帮我们运传单，10点的钟声敲响后一起从楼上撒下，南京路顿时飞扬着雪花般的传单。此时，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游行队伍开始聚拢，一起高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。这时候，英租界的巡捕也来了。”赵戈带着一二十名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冲在队伍的最前排，每人手里拿着一根旗杆，旗杆对着巡捕，为游行队伍冲开一条道路。

队伍的目的地是当时的北站，上海学生代表团将从那里出发赴南京请愿。“到中午的时候，听说交大的学生自己开动了火车，游行队伍也随之解散。”1936年，赵戈和二十余名同学一起，离开上海奔赴延安。他先后担任过八路军120师教导团宣传干事、战斗剧社编辑干事以及晋绥军区战斗报随军记者。

离休后，赵戈在关心下一代上投入了大量精力。尽管年事已高，但凡是请他外出作报告，无论路途远近，他总是风雨无阻。多年来，他先后到市委党校、复旦、交大、华师大、建青中学等学校和地方机关、工厂、部队200多个单位作报告400多场，听众近30万。

赵戈的家中，最宝贵的是一双破草鞋。“我原来不会打草鞋，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把自己的草鞋给了我，又教我如何打草鞋。”赵戈说，一位和他差不多同龄的队长，过草地时连草鞋都没有，脚裂了口子就拿针缝上。“我留着它来提醒自己，共产党员不能忘本，穿上皮鞋，不能忘了草鞋。”